「正常人」與惡的距離有多遠？

那天在NETFLIX一口氣看了《地獄公使》1~3集，劇情很好，但讓我有點反胃的感覺。

《地獄公使》各要角演技精湛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配樂帶動氛圍的關係，就連路人的隨意一瞥，都讓我感到恐懼緊張，整個影劇很有驚悚與惶恐的張力，我想主因不單是血腥暴力的畫面，也不是故事中那股「非自然」的力量，而是人性之惡的部分。

讓我不禁感慨，人真的有那麼壞嗎？

根據維基百科介紹，《地獄公使》劇情簡介為：

一種超自然現象長期在世界各地出現，受害者會收到「天使」的預示，得知將在何時死亡並下地獄。之後無論在何地，只要時期一到，三隻暗黑色怪物會現身殘暴地取其性命。

在2022年的韓國以鄭晉守議長為首的新興宗教「新真理會」聲稱，這一現象為對罪人下地獄的「試演」，是神之旨意，目的是讓人類行使正義。

追隨「新真理會」的網絡極端組織「箭鏃」也協助煽動騷亂，公布「罪人」的個人與家庭信息，甚至肆意私刑處置任何「違抗神意」者。

當朴靜子收到下地獄的宣告後，鄭晉守試探她的隱私，似乎是想證明她「一定」是犯了罪，才會收到的下地獄預示。連帶著箭鏃也開始行動，網路公開朴靜子和她孩子的照片進行肉搜…

因為人不再正直而背棄了神明的審判，這種天譴論，讓群眾極力找她有罪應該死的原因。我覺得荒謬，然而更荒謬的是，這存在於現實生活中，打開電視新聞或PTT，這樣的資訊不知道有多少。

蘇絢慧心理師在著作《入夜，擁抱你》中描寫了這種社會現象：

「社會心理學家便做過『責任受害者』現象的研究，越遇到無法解釋的事，人們越會講一些五四三來責怪當事人。因為，所謂發生的那些不好的事，如果沒有「理由」就發生，這太衝擊許多人認知的世界： 「有因才有果」、「這世界所發生的事都是有邏輯的」，如果發生了人們認為得不好的事，是沒有理由、沒有原因、甚至沒有脈絡可了解，那豈不太衝擊生存所需要的安全感，代表這樣不好的事，是人人都有可能遇到？

為了避免這樣的認知衝突，也避免失去在安全感的恐懼焦慮中，於是大腦就會開始揣測、編造任何不好的歸因，來解釋可以是「那個人」遇到。

遇到死亡不可抗的事，人們就會說那個人一定是做了什麼錯事，或一定是不照顧自己的身體才會生病。

遇到外遇背叛，就會指責太太一定是做錯了什麼事，才會讓老公不愛她了…..

因為人們太怕了，太怕這種事，不幸降臨到自己身上。如果要說這是發生是沒有理由的，豈不是人人有獎、人人有份，所以污衊也好、栽贓也好、亂猜測也好，總之都是為了安自己的心。」

因為別人發生的事情，也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，從這些可以理解《地獄公使》中那些瘋狂的人們，為了保護自己，從受害者的過去找出她有罪的證據，甚至加以放大，是避免自己某天犯了讓自己收到下地獄的預告，也是種情緒上的宣洩。

然而，人非聖人，孰能無過呢？

梅根•德凡在《沒關係，是悲傷啊！》中有提到了這種檢討受害者與責怪文化，她清楚且深入了解釋：

「特別是當你的經歷很不尋常，牽涉到暴力或是意外，你所接收到的責怪就會格外激烈：我們會立刻指出其他人做錯的地方。那個人做了什麼荒謬或愚蠢的事，是我的話絕對不會那麼做。

這在某種程度上會使我們安心，相信自己有足夠的常識，讓自己和所愛的人都能夠很安全。而假如不好的事真的發生（絕不是我們自己的錯），我們也能夠堅強地處理面對。悲傷不會讓我們一蹶不振，我們能比其他人處理的更好。一切都會沒事的。

布芮尼•布朗博士的研究指出，責備是我們宣洩痛苦和不適的管道。急遽的悲傷提醒我們生命如此稍縱即逝，其他人的夢魘證實著我們很可能會是下一個，這都令我們感到難受，我們必須做點什麼（或者該說想點什麼）。才能減緩這樣的不適，並且維護自己的安全感。

如果當你在痛苦中，有人對你說：「我根本無法想像。」事實是，他們可以想像，他們的大腦已經自動開始想像了。身為哺乳類動物，從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看，我們彼此相連。同理心其實是我們的邊緣系統和其他人的痛苦（或「喜悅）產生的連結。接近其他人的痛苦，會讓我們感到痛苦，因為大腦知道我們彼此相連。

看見痛苦的人會引起我們的反應，而這樣的反應讓我們很不舒服。當我們的內心察覺到，自己也可能身陷同樣的處境，就會關閉同理心的中樞。我們抗拒彼此的連結，轉向批判和責怪。

這是我們情緒上自我保護的直覺反應。

在個人的層次我們會這麼做，全球的層次亦然，這從我們文化長期對於女性和少數族群的暴力就可見一斑：受害者一定是做了什麼，才會咎由自取。

從人們對於大型自然和人為災害的反應也可以看出：在二0一一年的日本海嘯之後，有人說這是珍珠港事件的「因果報應」

我們對於其他人的痛苦，在許多方面和形式，都是用責怪來反應：假如發生了什麼糟糕的事，一定是你自找的。

責怪其他人的痛苦（無論來源是悲傷或是人際間的暴力）是我們的直覺反應機制。我們可以迅速地妖魔化對方，而非試圖同理；迅速針鋒相對地辯論，而不是坦承面對痛苦的處境。

在我們對於悲傷的恐懼，以及面對悲傷和失去的方式的最根源，有著對於連結的恐懼。我們害怕去承認、害怕真實感受到彼此間的緊密關聯。發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，其實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。我們在其他人的痛苦中看見自己，而這並非我們所樂見。

災難和死亡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同理反應，驅使我們深入其境，承認無論多麼努力保護防備，這都可能發生在自己或所愛的人身上。我們不願看見人生中自己所能掌控的其實少之又少，於是幾乎會無所不用其極地迴避。因此，最初的邊緣系統連結，就轉變為腦幹的生存直覺，這種排拒他者的反應會將痛苦的人歸在錯的那邊，而我們則永遠在對的那邊。我們會和痛苦保持距離，不願意被其淹沒吞噬。

責怪的文化能讓我們安全；或者應該說，讓我們相信自己很安全。」

關於責任受害者，我記得十幾年前，曾經在捷運上遇到性騷擾襲臀。事後上班告知女性同事，她第一個反應並不是跟我一起譴責色狼，而是問我：「妳是不是裙子穿很短？」

在這事件中顯然我是受害者，荒謬的是，卻是我要為自己裝扮檢討？當時我還年輕，沒有那麼敏銳與覺察，只感覺莫名微怒：「我穿長褲啊！」

現在我重新思考，或許我的答案會讓令她感到不安吧。就連穿長褲也會遭受性騷擾，那是不是也有可能會發生在她身上？

2018年比利時舉辦《你們穿了什麼呢？》(What Were You Wearing)為題的展覽，展示了許多性侵受害者在遭到攻擊當下所穿的衣服，那些都是日常寬鬆、輕便的衣服，打破「穿得太少才會被性侵」的刻板印象。

那如果不是穿得太少才會被性騷擾、性侵，那為什麼這種壞事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呢？

除了是加害者本身自己的問題外，可能是我們的人生本來就會穿插著好事與壞事，壞事也有可能發生在善良的人身上，就只是這樣而已，通常並不是我們的錯和責任。

這也讓我想到，最近高嘉瑜入住馥都飯店遭到男友暴力對待的新聞，過程中加害者丟東西到走廊，以及打電話到櫃台索取冰塊跟藥物等等。

有些網友認為那是高嘉瑜自己的選擇，選擇了這樣恐怖的對象，彷彿在說她究由自取；甚至有部分網友留言灌爆飯店臉書，沒入住過卻到google評價給一顆星，指責飯店是幫兇；就連加害者的原生家庭、父母的職業也被刨根究柢挖出來討論這樣的可惡之人也怎麼養成的。

我個人認為，選擇與暴力情人交往的表像下，有許多心理部分可以探索與理解。而飯店或許錯失救人良機，但並非就罪不可赦，也可能是有人察覺卻選擇自保而不敢聲張。

不要忘了，不久前新聞幾起報導，因為提醒別人要戴上口罩，被攻擊或被殺害的案件，讓我們對這社會是沒有安全感的，看到異樣不平時，沉默底下或許是沒有勇氣。

用責備的方式不會讓社會更加美好。在自我情緒風暴過後，或許我們可以試著去理解加害者暴行的心理層因，才能真正防範未然。

他不應該使用暴力。在這份「不應該」的道德倫理或是集體意識下，就算我們知道良知為何，也不代表就是賦予我們可以用文字、語言攻擊別人的權利，這也是一種變相的暴力。

「到底什麼是好人，什麼是壞人，你有標準答案嗎？」在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中人權律師王赦他這樣問。

至今，我依然沒有答案。

尼采曾說：「與怪物戰鬥的人，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。當你凝視深淵時，深淵也在凝視你。」

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也不遠！

在《地獄公使》中，正義魔人自以為是神的意志的延伸，然而，正義魔人的過度，終究不是正義，只是魔人而已。